• 倪娟老师主持江苏省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0802062C“中学理科课程与教学变革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
  • 2009-6-5 浏览() 【
  • 科学理性是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沈健[1] [2]

    (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江苏,210093

     

      要:对中西传统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的历史考察与对比分析,可以揭示当前我国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教育发展应当倡导理性的人本主义,即崇尚科学理性才是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  教育发展  理性  非理性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近年来我国教育的大发展、大改革,使新旧矛盾相对集中,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成绩背后存在着一些隐患。”[i]科学发展观揭示的是发展的普遍规律,作为当前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策略,对于未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机遇,也是促进教育更加科学合理和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教育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规划、调整发展思路和目标,使教育进入理性发展的新境界。

    一、科学发展观下的教育发展问题

    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对科学发展观高屋建瓴的深刻阐释。那么,怎样的以人为本才称得上是科学发展便是有关教育能否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2004314日,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与中国战略研究会国际教育交流中心联合主办的“科学发展观与教育”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2004319日,“科学发展观与教育科研”研讨会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召开。教育杂志也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科学发展观的研讨文章。这些都促进了对科学发展观与教育关系的认识。教育学界对于教育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的理解,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现代教育在现代化过程中丢失了人文精神,忽视了活生生的人这一主体价值的落实。并因此判断,当前教育的科学发展即是要求在教育中大力宏扬人文精神。比如,有学者指出,教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不同,后者依据与重视的是人的“理性”(理性人)与社会性,教育学则要更多关注人的唯一性、可能性、独特性、珍贵性乃至神圣性。“在教育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克服在学科发展中重理工轻人文观念,更加注重人文学科” [ii]也有学者认为未来教育及其改革的出路和希望均需要站在人文精神的高度去获得深层理解。[iii]教育的本体功能的确是为了人的发展,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本”。但是,“以人为本”绝非简单地宏扬“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有的是建立在科学精神基础上的理性人文,也有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单纯的倡导人文精神很容易使我们陷入非理性人本主义的巢臼。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很多是打着张扬人性的旗帜,要维护所谓在科学技术面前变得渺小了的人的形象,为人的本能欲望辩护,重塑人的尊严。这种思潮被称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肯定不是对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的简单重复。胡锦涛指出,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正确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因此,对于教育的发展方向问题的思考,既要我们放眼全球,又要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传统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中国传统文化一向不缺少人文主义,关注人、重视人、崇尚人的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贯的。它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现世人生,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强调人的经验和实用理性。这种理性注意力更为集中在人如何安身立命之上,故中国文化相对而言,短于抽象思辨、逻辑推理,而长于从实际经验出发,体悟世界和人生的意义;就是在科学技术领域,也缺少科学、数学理论和形式逻辑,而相对拥有较多的是实用技术发明和安邦治国的方略。而西方传统的人文主义是相对于中世纪神学而言的,它强调人应该与客观宇宙有所不同,人应该肯定自己,而不应该完全受制于上帝。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西方科学强调认识自然、控制自然。这一时期西方的人本主义也被称为理性的人本主义[iv]中西不同的人文传统也必然影响到不同的人文现实追求。中国儒家的“人——文”是由“仁——礼”构成的,古希腊人与之相对应的“人——文”是由“自由——科学”构成。而“自由——科学”正是科学精神的内核,故而在西方古代的人文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和理性一直占居重要地位。可见,理性的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基础上的人文。而我国人文传统具有的更多的是实用理性或者讲是道德理性。现在“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以人为本”所追求的当是建立在科学理性基础上的人文。这是统筹兼顾古今中外的理性选择,是保证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要。

    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批判涉及的问题,实则是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以及发展科学技术和弘扬人文精神的关系。而我们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科学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实则也同样是科学与人文如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问题。我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教育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是科学有余还是非理性过度?教育发展中的新问题是由于人文短缺还是科学不足?何者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教育发展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与现实文化中究竟缺少什么样的理性。或者说,在中国现阶段发展的现实条件下,怎样的理性才能满足统筹兼顾教育中科学与人文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

    科学发展观要求教育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看似对立的两方面协调发展以至和谐完美。这实际上是现代理性的重要标志和高度概括。我们知道,理性是人性的重要部分,是人类进化的引导力量,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一部人类进步史,也可以说是理性发展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现代理性可作这样的理解:在本体论层次上,坚信世界有其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即在于世界的物质性,认为理性所把握的对象并不是理性的自我设置,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现实世界;在发展观层次上,坚信外在世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种客观规律正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理性所把握的是客观对象的一般本质和必然联系;在认识论层次上,确信人们有能力在实践的基础上正确反映外在对象,理性认识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且这种认识并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发展的;在历史观上,肯定社会历史的不断进步的性质,肯定历史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但同时也肯定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以及主体选择的能动性;在价值观上,主体价值规范(包括道德规范)有其客观现实的基础,有着普遍必然的性质,道德的演变有其内在的规律;在美学观上,肯定艺术是通过诉诸人的情感和想象来表达对社会生活本质的理解。因此,现代理性涵盖三个方面:认知理性、价值理性和审美理性。它是集科学与人文一体的现代理性,克服了传统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固有缺陷,具有高度统一性。是指人类所特有的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一般本质和必然联系并根据这种认识和把握去指导实践、规范自身的能力。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是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统一,是说明性与批判性的统一,是观念与行为的统一,是自由探索与遵循规范的统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只有实现上述统一才是合乎理性的。科学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正与此一致。

    为此,对于什么样的发展才是科学的以人为本这一问题,需要建立在我们的国情民风缺少何种理性的分析基础之上。我们有必要追溯中西传统理性主义的发展演变,廓清传统理性主义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分析中西非理性主义产生的背景及不同后果,进而解答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科学发展究竟需要重视怎样的理性。我们要对现实进行分析和反思,要透过社会现实重重浮华,辨别浮躁需求,找出体现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趋势、符合人性生长逻辑的教育需求。

    二、中国传统理性的特点及局限性

    近代以来,科学理性成为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科学理性精神,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启蒙运动中自始至终高举的一面思想旗帜,是人类走向现代性的灵魂。西方科学理性在认识自然和技术操作上的巨大成功,使人们逐渐地习惯于仅把它视为一种纯粹工具性的东西,也逐渐遮蔽了价值理性。失去了价值理念约束的工具理性,必然容易被消极利用。传统理性主义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把“理性”绝对化、先验化和片面化。正是这些自身的局限性导致传统理性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并不能等同于非理性的简单回归,因为那是对其极端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的超越。何况,我们的情况正相反,中国教育发展问题并不出在科学理性过度,跟着去排斥科学理性便是一种非理性表现。

    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没有理性,只是与西方传统科学理性有本质不同。比如,朱熹所谓的“理”是宇宙本体、事物法则和终极价值的统一体,所谓的“性”是作为人的百行万善之源的天地之性。所以,“格物穷理”、“穷理尽性”就包括着知识追求和价值实现的双重意义。在这种统合中,道德价值又处于主导和优先的地位,而工具理性处于从属的地位。以道德为主导的理性特征,源于西周初年兴起的“德治主义”思想,从学派影响上看,乃是儒家“义以为上”的道德价值至上论的突出表现。这种特征之下的理性与西方科学理性之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梁漱溟曾指出过,西方人偏长于科学理性,中国人多道德理性而短于科学理性,西方人所谈多为物理,中国人所讲多为情理。西洋文化一向多于物的研究,且多有成就;相反,中国文化中,一向不重视对物的研究,于此亦无甚成就,其所有的只是对人的认识。梁漱溟认为,自从周孔以来的二三千年,中国文化所趋重的就在道德理性,几乎说是全力倾注在这里。中国人的长处和短处都在这里,都与其对道德理性的认识及对此的发挥有关。[v]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理性本质上可谓之“道德理性”,且这种理性传统的局限影响至今。其主要缺陷有以下三点。

    1.以人文包容科技

    过分强调价值理性的地位和作用,而把“工具理性”特别是“科学认知”置于较低的从属地位,甚至有以“价值理性”取代“工具理性”的趋向。这无疑不利于工具理性独立地位的确定,严重影响和束缚了科学技术及公民科学精神的发展。

    2.以实用消解理论

    在工具理性中,重视实用技术而忽视科学理论,认为无实用性的科学理论不符合“利用、厚生”的标准,因此没有重要意义。这种始于日常应用又终于日常应用的思维路径,形成了一种限制,使科学探索无法提升到理论建构和逻辑推演的层次。

    3.以道德统摄价值

    即是在价值理性中,也过分突出道德价值,坚持道德至上的原则,而对其他价值(如审美的价值、信仰的价值等)不够重视,特别是把超越性的理想价值和终极价值都予以道德化,这就造成了价值取向上过分现实化而超越精神不足的缺陷。[vi]这严重影响了创新精神的发展。

    以上这些中国传统理性特征显然不符合高科技飞速发展时代的要求,不利于现代化在中国的实现,对教育也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迥然相异的教育理性。例如,陈桂生先生关于教育研究的规范性与科学性曾作过这样的评说:国内的教育学总是反教育目的,主要把法定的教育目的解释一番,至于教育当事人(教师、家长、教育行政人员)实际领悟的教育目的、教育过程中具体体现的教育目的,一向缺乏调查,缺乏研究,不作为教育学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不回答客观上存在于教育实践中的教育目的是什么的问题;又如课程,国外有的学者把课程分为理想的、正式的、教师领悟的、实施中体现的及学生经验的课程,并且分别加以研究。这就不仅回答了课程应当是什么而且实际上是什么的问题了。规范的教育研究从“是”(主观认定的“是”)去求“实事”(用以证明其“是”)。在一严格缺乏科学精神的国度,一面不易讲求“科学性”,另一面又易于反“科学”作为崇拜的对象。[vii]这应该是对我国当前教育研究中科学理性精神缺失的比较客观的评价,尽管批判的是教育研究的非理性,但这种批判本身体现的倒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

    三、中西现代非理性主义的背景与差异

    1.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产生背景

    1)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的产生背景

    社会文化发展的逻辑必然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耗竭等问题。有些西方思想家就把这些问题并非完全正确地归为其传统科学理性膨胀的结果。西方非理性主义是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是文化内在矛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西方社会和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转向。

    现代自然科学的歪曲利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发生的由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不仅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而且有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背景。确切地说,是由于歪曲利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一些成果所致。例如,引起整个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科学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对牛顿力学体系造成了不应有的冲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提出本是人类认识的深化,但非理性主义对此表现出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片面强调真理的相对性时,否定了真理的绝对性,而且把传统理性观的局限当成了理性自身的失败。此外,像海森保的“测不准原理”(1927年)、波尔的“并协性原理”、哥德乐的“不完全定律”(1931年)等理论产生的争论的中心,就在于是否还要坚持实在论立场,即是否还应坚持我们所认识到的自然规律就是自然本身的规律。实际上,这些科学原理宣告的只是传统理性主义绝对真理观的破产,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对象及其规律的客观性质,并不能因此说明对象及其规律依赖于主体而存在,也并不能因此说明人们不能认识和把握对象及其规律。

    2)中国非理性主义的产生背景

    如果说西方的非理性是由于科学理性(工具理性)过分片面发展而出现的结果的话,那么,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过以理性为目标的完整的启蒙运动的熏陶,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还远未达到过分发展的程度甚至尚未达到必需的程度。中国的非理性主义的诞生只能说是由于科学精神尚未得到充分普及。中国的非理性话语体系更多是前科学理性与西方舶来品相结合的产物。

    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家族血缘文化,使中国人的思维偏向感悟和直觉认识,缺乏对自然现象的深刻理性认识和严密的逻辑推演,缺乏科学的基本常识,轻信超越科学可知性范畴的说教。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尽管提出了思想解放的任务,但很快为更加紧迫的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运动所取代。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又经历“文化大革命”对科学理性精神的摧残。我们所走的弯路恰恰反映了我们科学理性精神的不成熟。所以我们的理性精神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又哪来发展过头的问题。

    2.中西非理性主义的差异

    1)批判对象不同

    西方非理性运动的批判对象之一确实是理性主义片面性;但中国非理性主义的锋芒所指仍主要是作为整体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本身,许多人还弄不清什么是理性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片面性在哪里,直接妨碍了科学的健康发展。

    2)文化根基不同

    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标志的科学理性在中国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因其不牢固而更易被动摇。而原有的重社会伦常的道德理性由于缺乏深厚的科学理性的批判质疑等精神很容易失去理性信念,向非理性主义投降。相对于此,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崛起之时,是西方近代科学高度发展之时,理性精神深入人心,即使人们口头上对传统理性主义的暴露的自身缺陷的不满意,但实际上理性与科学精神已经成为他们内在信念和行为习惯的一部分。

    3)宗教信仰不同

    欧美人的宗教信仰扮演着精神信仰和道德信念的基石的角色,非理性主义冲击对其影响只停留在精神结构的浅层次上,在现代并未有根本性的动摇。从这个层面上看,非理性主义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从来没有造成严重的妨碍和威胁。然而,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思潮在中国出现之时,是人们的理性信念尚未确立之时,科学理性精神还在急需培育之时,已有的理性信念尚缺乏抵御非理性冲击的基础。

    中国古代文化中存在着悠远的道德理性传统既不同于现代西方的非理性,更非西方传统的科学理性。因此,中国的非理性主义其实是在“未”达科学理性的现实条件下去跟着“非”科学理性。

    四、非理性价值体系与中国当前教育实际问题之间的矛盾与抉择

    在我国现阶段教育发展变革中,非科学化发展的教育现象或倾向还很突出,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层面上都可以看到这种迹象,如城乡及区域教育差距增大,教育结构、层次、类型、布局等方面也都存在严重的非理性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正反映了理性水平的欠缺在缺乏必须的科学理性基础的情况下,教育容易在不经意间陷入非理性主义的误区。在我们的教育中,许多问题的产生是由于非理性造成的。教育在许多方面之所以会遭到扭曲,甚至变得十分荒诞,恰恰是非理性在作崇而理性没有得到充分张扬的结果。事实上,人们只因有了科学的思维,才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才有了人文精神。只有当人们超越了非理性的本能时,人文精神才能出现。因为,理性的启蒙才可能有人文的觉醒。

    且不论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自身的不合理方面,其教育理论的抽象性和教育现实问题的具体性之间也存在着诸多矛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体制的限定

    中国在历史上经历了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控制,自古以来缺乏民主自由的政治和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但随后实行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始终未能正视个体自由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个体自由需要一个相当长期的有序转换的过程。

    2)区域差异的制约

    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不顾及不同地区间存在的差异,教育领域的改革同样必须有步骤分阶段地组织实施,不可能也不应该齐头并进、一蹴而就。

    3)经济体制的影响

    经济体制的改革直接触及不同社会阶层的切身利益,新旧体制的转换实质上也是一个利益调节过程,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即使是为市场经济要求的那种个体自由在中国也只能是逐步实现的。

    西方非理性人本思潮带有个人主义倾向,这样的理论与中国当前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之间差距很大。由于西方人本思潮的自由理论与中国的教育具体现实存在深刻的矛盾,因此以此为实践依据,盲目地去追求那种不受客观必然性制约的绝对自由时,就必然引发教育中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对西方非理性人本思潮中的反科学主义观点,没有思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现实需求,未及分析比较形成它的社会文化背景,忽略其本身的片面性和诸多矛盾就盲目跟风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会滋生更多的新问题。这本身就是缺乏科学理性而难以保持清醒头脑的一个表现。评价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对此需要有一个恰当的参照系,方可作出符合我们自己实际情况的判断。当前中国的发展不能没有科学技术的帮助,所以非理性主义思潮批判理性主义涉及的问题对我们来讲不是纯学理的,而是非常现实的。我们应该以现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及内容的客观要求为参照系,来评价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否则难免失之空泛和迂阔。中国在总体上讲还处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换、过度阶段,或者说还刚刚步入工业社会的门槛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准确把握其内含的客观要求及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才能够找到评价现代西方人本思潮关于理性主义批判的恰当的参照系。在目前世界发展态势下,中国超常发展的契机就在现代最新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利用!

    因此,将西方教育的现代性人文主义价值体系直接拿来分析解决中国教育现实问题,既不足以解决当前教育的实际问题,又很容易导致非理性人文主义“病菌”的传入。在科学之威的强势文化面前,凡是西方的往往就易被视为先进的和有力量的。中国教育的问题不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里,而是在中国本身的社会生活中。鉴别和吸收西方思想的合理内涵,避免接受西方文化殖民现象,并结合现阶段国情民风,将之创造性地渗透到当代中国教育改革领域,此为当务之急。胡锦涛强调,创新型国家应该是科学精神蔚然成风的国家。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要在全社会广泛弘扬科学精神,加强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大力加强科普工作,使全社会真正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viii]今天的中国,为了实现强国之梦,发展科学技术就是我们的必由之路,改革的应是教育中落后的非科学、非理性现状。同时,也必须要理性认识到,在新的合乎理性的价值观念尚未建立起来之前,看似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很容易处于一种“价值真空”状态,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在实践中不仅难有真正的用武之地,恐怕还会导致一线教师观念混乱、无所适从。在现阶段的国情下,我们教育发展与变革方向应当在于科学理性的培养。不注重中国当前科学理性缺失的现状,教育发展与变革都会陷于两难处境:即拙于传承我国深厚的传统人文底蕴,又无法培养西方现代科学理性精神。西方国家教育改革的历史与现状足可说明,尽管西方有着悠久的科学理性传统,调查数据显示公民科学素养状况比我们高得多,但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把提高公民科学素养放到重要战略位置。在国外的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新教学计划极大地加强了理科教育。

    应当说,30年的卓绝努力,为中国教育发展积蓄了足够的基础力量。如果说现代西方倡导科学中人文一面,即追求人文的科学;那么,当今我国应当追求科学的人文,或者说科学理性的以人为本,追求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理性人文。今后的教育还需在科学理性指导下推进,在科学继承中发展,改革还将不懈前行。以“教育发展科学化,科学发展中国化”为宗旨,有着饱满的热情、有着坚定的决心、有着必胜的信念,中国教育一定会创造出更大的辉煌,教育大国变为教育强国的梦必将成为现实。

     

     

     参考文献:



    [1]   健,男,汉族。工学博士,教授, 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任江苏省教育厅厅长,研究方向为理科课程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高分子化学等

    [2]   汉族江苏海门人。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理科课程与教学论、基础教育课程变革中的实践与理论问题



    [i] 陈至立.教育也要可持续发展 [ EB/OL ]. 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 http: //www. edu. cn/2002 - 01 - 08/3016699. shtml.

    [ii] 蓝劲松.科学发展观及其教育意义——“科学发展观与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25(2).

    [iii] 孟建伟.教育与人文精神[J]. 教育研究, 2008.9:17-22.

    [iv] 倪娟等.新课程改革:究竟如何以人为本”[J]教育发展研究.2007.2(A)

    [v] 景海峰等.梁漱溟评传--国学大师丛书19[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188-191.

    [vi] 赵馥洁.论中国哲学中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合意识[J].人文杂志,20014):42-45.

    [vii] 陈桂生.教育学视界辨析[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464.

    [viii] 创新型国家应该是科学精神蔚然成风的国家.http://www.cdkjx.com/ReadNews.asp?NewsID=963

     

    注:本文引自《江苏教育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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